海然热（ClaudeHagege，—），语言学家，法兰西公学院名誉教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金奖得主。著有《语言人》、《法语与世纪》、《语言之气》、《双语孩童》、《让语言消亡停步》、《为法语抗争》等，其中《语言人》为广大读者熟知。

至少在二战末期至70年代中期，世界共同利益在经济和政治层面附属于美国利益这一现象十分明显。同样的力量对比关系也存在于科学研究领域及其成果之中。越来越多的不说英语的科学家意识到，由于英语在出版物中、实验室内以及研讨会上的广泛使用，今天以英语为母语的研究者相比他们而言有着极大的优势。但只有将该意识普及化、延伸到全世界，才能消减不公。关于这一不公，我们将在下文中谈到它最惊人的表现及其引发的后果。找到解决之道刻不容缓。因为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其他领域，这种不公都造成了伤害：有些人对此并无意识，还有的则意识到了伤害，却在动力和手段缺失的状态下表现出顺从。然而，一旦缺少了受害者们的强力控诉，这种不公就将一如既往地制造语言之间的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

海然热作品书影

强制性的普及赋予了英语主导地位，让它看似具备了某种难以名状的优越性，从而压倒其他语言成为科学领域的通用语。更有甚者，面对英语的增值与施压，很多说其他语言的人顺从到了贬低母语的地步，并盲目地认为自己的语言比英语低等！这与许多主导与被主导关系下的常态表现无异。事实上，这些人顺从的是一种排斥机制。如果在这种机制下应聘，那么母语为非母语的应聘者会因为英语能力不足而被拒之门外，而得利的则是那些以英语为母语的竞争者，哪怕他们的专业能力相对较低。也就是说，这些人自己才是该机制首当其冲的牺牲品。在科学领域，碍于他们各自国家的研究机构要求以英语作为科研报告用语，这些人又想当然地将一种并不存在的优越性赋予了英语。然而，这一优越性却无法得到任何严谨的论据支持（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与第五节）。上述现象所引发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英语之外的语言在科学领域的表述有退化的危险。因为在英语术语的绝对主导之下，如果缺乏有力的回应，支撑科学创新的术语创新在其他语言中就可能被牺牲掉。

英语在科学领域所施加的压力可以产生一些惊人的效果。比如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美国的科学研究是由非美国裔的专家用英语完成的。而事实上，英语并非这些人的主要用语。这一现象是人才流失的表现之一。在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欧洲、亚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高水平学者逃亡到美国，壮大了这个国家的众多实验室。个中的悖论如果不是某种畸形局面的反映的话，就只能说有些可笑了。这种局面有许多实例为证，姑且举出其中一个：那就是在美国大学实验室所营造的环境内诞生的重要科学发现与美国科学界的自动结合，以至于发现者的姓氏本身都被蒙上了美国化的阴影。

比如法国人让·莫雷（JeanMorlet）与另一位法国数学家阿莱士·格罗斯曼（AlexGrossmann）合作发现了建立高效的数码图像压缩算法的方法，从而大大降低了存储这些图像所需的内存空间，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减了数码影像的成本。然而，经过美国“文学化”的描述之后，这一科学成果却变得像是美国带来的贡献，就连莫雷这个姓的拼写都遵循了英语的习惯，变成了“Morley”（参见迪朗的“不是英语就不值一读！”一文，刊登于年的《当下语言规划的问题》杂志，第50页）。类似的遭遇还发生在另一个法国人路易斯·普赞（L.Pouzin）身上。他在年推出了“Cyclades”计划，即早期的封包交换网络。该计划影响了后来被认为是互联网之父的文特·瑟夫（V.Cerf）和鲍勃·卡恩（B.Kahn）。但普赞的名字倒没有被美国化，因为他的计划最终由于缺乏资金支持以及当局的短视而被迫流产（这样的事在法国屡见不鲜）。然而，在他将其构想的细节部分转述给美国同仁之后，这些美国人却以他们自己的名义用英语发表了这些细节（参见迪朗的“不是英语就不值一读！”一文，同上）。

至于那些不用英语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的人，就只能默默无闻了。年至年间，弗莱明（Fleming）致力于青霉素研究，并发现其能分泌一种抑制链球菌的物质。然而，学术界无人知晓的是，早在三十年前，即年，里昂军医学院一个叫做杜谢内（E.Duchesne）的学生就完成了一篇题为“微生物的生存斗争研究：真菌与细菌的对立”的博士论文的答辩。论文详细描述了该学生所做的各种证明灰绿青霉对于细菌发生作用的实验[参见迪朗“作为霸主的英语将带我们去向何方？以法语为鉴”（WherehashegemonicEnglishledus:theFrenchexample）一文，年]。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人们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了解到胃溃疡是由幽门螺旋菌引发的一种传染病，而正统医学理论一直认为胃这个内脏不会滋生出慢性病原菌。这一病菌是在上世纪70年代被一位古巴医生发现的。他所犯下的“巨大罪过”就是只将这一发现发表在了古巴和苏联的杂志上，也就是说，只有西班牙语和俄语版本[参见莱维—勒布隆（Lévy-Leblond）《试金石：科学的考验》（LaPierredetouché.Lascienceàl’épreuve）一书，年版，第页]！

弗莱明（—）

英国细菌学家，生物化学家

既然提到了苏联，我们有必要指出，用俄语发表的苏联科研成果也一样默默无闻，除非有苏联政府为其做广泛的宣传：比如在年得到诺贝尔奖认可的激光发明，该奖授予了巴索夫（Basov）和普罗科霍罗夫（Prokhorov）；或者是零故障发射的“联盟号运载火箭”，这与有着许多发射故障记录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形成了鲜明对比。但人们基本上都不知道是苏联科学家们构思了用于核聚变的托卡马克实验反应堆。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许多特殊合金和泡沫金属的发明上，出现在一系列与钛的制造及使用相关的技术上，更出现在由巴巴杨（B.Babayan）做出的对于像“厄尔布鲁士”那样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的完善上。除了高端的数学界的圈内人，几乎没有人知道是哪些人将俄国数学教育体系变成了世界上最卓越的数学教育体系之一，他们是：康托罗维奇（Kantorovitch）、卡切杨（Khachyan）、柯莫果洛夫（Kolmogorov）、克罗列夫（Korolev）、库恰科夫（Kourtchakov）、朗多（Landau）、莱昂铁夫（Leontiev）、立夫济慈（Lifchitz）、马尔可夫（Markov）、庞特里金（Pontriagin）、萨卡洛夫（Sakharov）和特拉腾布洛特（Trathenbrot）。与美国不同的是，这些人均为苏联本土公民，而非以优厚待遇吸引而来的外国名人（参见迪朗“作为霸主的英语将带我们去向何方？以法语为鉴”一文，年，第16页）。

尼古拉·根纳季耶维奇·巴索夫

（—）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普罗霍罗夫

（—）

英语在出版物和科学研讨会中的垄断等于是给科研工作课税。它为各大英语杂志的审稿委员会的成员提供了非法转移或者抄袭国外成果的有利机会，因为美国之外的学者们正是将文章和样品递交给他们这些人的。关于这一点（参见海然热《为法语抗争：以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之名》一书，年版，第95—97页），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某位审稿委员会的成员所说的一段犬儒但至少真诚的话：

“这些文章[……]被放在银盘中端进来，又是用我们的语言写就[……]。你让我们如何克制自己不去挖掘里面那些最好的想法？[……]如果你窃取了某人的一个从未公开过的想法，[……]你认为后者有可能证明什么吗？”

有些人就懂得如何预防这类剽窃行为。比如发现了导致多发性硬化的基因的香港学者徐立之。在他将研究用英语发表后不久，就有两位母语是英语的学者试图将其占为己有。但他们无法得逞：因为在英语版本面试之前，徐立之已经将其研究成果用中文发表了。于是一听到这消息，他便迅速拿出中文文章以示回应。以英语为母语的同仁屡有此类行径，因此学者们也多了一分谨慎。这种谨慎同样存在于其他背景之中。比如，美国的“湾流”系列飞机上配备的是来自俄罗斯的苏霍伊涡轮机。而美国的飞机制造商无法对其进行仿制，因为这种涡轮机在诞生之初就申请了专利保护。然而，情况也并不总是这么乐观。举了上述两个成功案例的迪朗，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其他发人深省的例子（参见迪朗的“不是英语就不值一读！”一文，刊登于年的《当下语言规划的问题》杂志，第52页）。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年，蒙塔涅（L.Montagnier）领导的巴斯德实验室团队需要通过漫长的司法斗争才最终证明他们早于美国人加洛（R.Gallo）的团队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另一方面，年，法籍立陶宛裔数学家格罗滕迪克（A.Grothendieck）致信抗议瑞典皇家学院，拒领克拉福德奖，并在信中大力揭发英语版科学类报章的种种恶习。至于同为剽窃行为受害者的斯特梅林（Stehelin），就没有巴斯德实验室那么幸运了。此人最先证明了逆转录病毒的致癌性，并将论证的细节发给了白肖普（M.Bishop）和瓦慕斯（H.Warmus）这两位负责某科学期刊的同仁以期发表。孰知二人不仅剽窃了这一成果，且因此在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事实上，许多有才华却又默默无名的学者都曾有过类似的遭遇：在没有采取自我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他们将学术成果寄给那些英语期刊，后者以缺乏亮点无法刊登为由将其退回；但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不久之后，他们的成果就被冠上了那些期刊负责人的名字而得以发表！在以权谋私的剽窃者面前，这些学者只能束手就擒。

这一局面还导致了另一种恶劣影响：那就是，在英语的施压之下，用其他语言发表的科研成果逐渐被人淡忘。以法语为例，在混沌理论这一重要领域，人们就忽略了庞加莱的研究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法语区学者的研究进程（参见莱维—勒布隆《试金石：科学的考验》一书，年版，第页）。无论人们是如何竭力说服那些科学家的，相比抛弃其他地方语言而成就英语寡头的现状，科学界的多语化发展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福音，更不用说非英语期刊、尤其是法语期刊的消亡，对于传播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将会构成多大的威胁了。这种畸形局面甚至会最终导致非英语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经济衰退。因为科学的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而且与那些认为可以从英语教学中得利的法国大学所设想的恰恰相反，一个没有在科技词汇领域更新本民族语言的国家——更糟的是一个本国学者几乎完全用英语来发表其研究成果的国家——不可能会吸引到外国留学生。理由很简单，既然这些学生可以直接去用英语教学的源头国家求学，为什么他们还要继续选择法国？

庞加莱（—）

此外，一旦一个科研工作者选择了用英语发表文章，他就等于将英语期刊在介绍和评估研究成果方面、以及引用体系上所作的规定默认为决定性的标准。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研究计划纳入了英语区学者的主题研究方向之中，哪怕他早前曾有其他独到的研究计划。而英语区学者主攻的课题或来自于他们自己所属的实验室，或可以简单地取决于当下的热门程度。而事实上，这些热门主题通常都是为美国各大企业集团以及美国经济而服务的。

仔细审视这一局面，我们会发现它是对创新的一种威胁。因为良好的职业前景不再眷顾那些最具创新理念的研究者，反而青睐一群服从于英语刊物所设定的思想体系和表述模式的人。人们不再鼓励真正的创造力。真正的创造力与现状相反，往往是逆流而上的结果，甚至来自于与主导理念的决裂。这种决裂的前提是一种真正的、独立于一切压力之外的好奇心，它能引领一系列革命性的思维方式。从第谷·布拉赫，中间经历了开普勒和伽利略，一直到牛顿，人类的科技史——尤其在天文和数学的发展方面——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上述这些过程在当代的缺失可能能够解释今天欧洲大学科研水平的下降。它曾经提供了一个足够开放的环境让广大优秀人才各抒己见。而如今，在英语区科研团队以及科研刊物的研究规划面前，欧洲表现得无比顺从，从而畏首畏尾。同时，正是这些英语刊物带来了“发表至上”的风气。这一风气无异于一身沉重的铠甲，让创造性的思想从此停滞不前。

有意思的是，回顾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我们会观察到一些不同于今天的特征。当时表述科学的语言有三种，分别是德语、法语和英语。每个有学识的人都被默认为能够大致读懂用这三种语言中的任意一种写成的文章（参见迪朗“作为霸主的英语将带我们去向何方？以法语为鉴”一文，年）。如果以这个时期在物理、生物、化学或者数学上所获成就的惊人丰富程度来衡量，多语并存的局面不但没有阻碍科研的发展，反而任其绽放，甚至为其创造了有利条件，当然，理解的障碍是存在的，但科技翻译者很好地为学者们提供了支持。

在这一事实的指引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单一科技语言所带来的高效。同时，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学者关于成立一个专门传播法语科研成果的机构的倡议很可能奏效[参见迪克雷（Desclés）“法语如何还能继续有效地推动创新”（Commentlefran?aispeut–ilêtreencoreunsupportefficacedel’innovation）一文，年手稿]。这一机构将大范围地发布这些研究成果的英语摘要；摘要按照主题以及其下的分支归类。如果有读者提出将文章译成英语的要求，则予以满足，并确保翻译的成本分摊到每一位申请者身上。这一举措会让所有法国人都能更好地理解本国的科研成果，它体现对于纳税人起码的尊重。因为在法国，科研经费来自于公共开支。另一方面，创办非英语科研刊物这一行为也并不一定会以失败告终。通过法国和魁北克的官方合作而创办的《医学/科学》（Médecine/Sciences）杂志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所有人都鼓吹英语将不可避免地独霸科技领域的时候，它顽强地存活了下来。

——本文摘自海然热《反对单一语言：语言和文化多样性》

《反对单一语言：语言和文化多样性》

[法]海然热著

陈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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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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