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乡民的死法_胃溃疡疾病

柴春芽《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剧照

也罢，且将这无边的悲哀和浓云般的忧愤，留待夜深人静之际独自咀嚼，当夜宵，当甜点，当安眠的药。醒来必是黎明，也许晴，可能雨，但终究又是一天。这一天又一天的消逝，叠加成缠绕着人生并度量着生命的天数。

本来，我们是什么，咳，不就是在这天数里打滚、承载着那叫做人生的一个个生命吗？而生命，原本是一个向死的不可逆的旅程呀！

在一篇同题文章中，笔者记述了四位长辈乡民的生死故事。

新民君按：指《乡人的死亡》，已附在本文后，原载于《社会学家茶座》

在这一篇中，我将述说同辈乡民，甚至，晚辈们的死法。如同尊长辈乡亲，他们生活于急遽变革的大时代，如同一粒砂子，为时代大潮抛来抛去，终至于消隐无形。

两个男孩

一个六岁，一个七岁。父母从安徽老家来北京打工，他们随同来京，上打工子弟学校。比诸千山万水间，数以千万计，长年不见父母一面的“留守儿童”，他们真是幸运之至。住南城，城乡结合部。

租两间平房，小哥俩单住一间，另一间既是父母的居室，也是厨房。周围多为来京务工的农民工家庭，乡音嘈杂，但似乎并不妨碍交流。每日放学后，小哥俩一起玩耍，钻泥堆，满地撒野，天养地养。旁边就是建筑工地，目睹南来北往、横冲直撞的滚滚车流，小两口为一对宝贝儿子担惊受怕。

北京常旱，唯夏季多雨，一年的降雨就指望着七月和八月。这是奥运之年，雨量充沛，万物茂盛，以致奥运会开幕当日，竟然不得不“人工消雨”。科技服务人世，能量无比，难怪科技家光荣伟大，也最爱国，跑到全世界去爱国。

像全国百姓一样，这年轻的“外来务工人员”小两口，也打算那天一家围坐，观看开幕式电视转播，分享祖国的荣光。

此生此世，他们注定没法分享这一份荣光了。就在那个双八的吉利日子前几天，北京降下了大雨。雨停了，路上积水也慢慢消退了，两个小家伙出门，再也没有回家。

在他们居住的平房区对面，一路之隔，是已经拆迁完毕、准备新建住宅的空阔地。地上不时有浅浅的积水，孩子们跺脚拍手，玩得起兴。不料，其间居然有一个下水涵洞，不曾加盖。小哥俩没来得及吭一声，齐齐落下，就此告别了天空。

地产老板说，别人都不往下跳，偏偏就你们家孩子掉下去，能怪谁呀？

只能怪自己！“有关方面”附和，认为有理，再次强调最重要的问题是安全教育，特别是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安全教育。

四个农妇

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情形最盛时，青壮离乡，村中只剩下老弱妇孺，是为“部队”，取意三八节、儿童节和九九重阳节，譬喻妇女、孩童与老人也。

四个农妇，年龄都在三十来岁，因为男人同去一处打工，而常常聚在一起，有事没事，絮叨的不外是同样的思念。

农妇在乡，不仅要照顾一家老小，养鸡养鸭，还要种地。也有的光景较好，干脆不再耕植，给国家交钱代替交粮。不过，多数还是要侍弄庄稼，好歹算是个收成。后来，国家施仁政，免了农业税，其实是赦免了女人们的辛劳。

春夏多雨，要是大暴雨，就得及时放水，以免稻秧遭淹。这天半夜，又是一场暴雨，风雨交加。几个妇人，原本商量天亮再说，但雨势太大，终于放心不下。于是，或披雨衣，或持雨伞，手拿铁锹，大呼小叫，急急出了家门。

夜空中，闪电映照雨柱，吞没了她们的身影。同样，她们再也没有回家。

原来，她们双脚站在水田，一人手拿铁把雨伞，雷电劈来，一起遭殃，终于没等到天亮。

几个呼吸困难者小伙子到浙南一家工厂打工，春节回乡后，真金白银，渲染那里的好处，又带去了几位。几年下来，呼朋引类，周围数村，去了不下百人。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这百十来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或者，去往别处打工了。唯独这几位，哪里都去不成了。他们在浙南的这家工厂，年头太久，最后又全都因为“呼吸困难”，难以为继，被清退离厂，不得已回了乡。

这一带的工厂，生产一种专门出口日本，编织“榻榻米”的材料，好像是用芦苇加工。据说，其中一道工序，是用手工将芦苇上的苇穗抖掉。一抖，满屋苇穗弥漫，直呛鼻腔。天长日久，工友们感到呼吸困难，直至无法呼吸。一位工友检查后，倾家荡产，医院洗肺，不久，还是死了。

他们几位，也都慢慢窒息而死。家人愤懑不过，跑到那里讨公道，被“维稳”人员痛殴，半道截回。

一位失踪的残疾人

小两口，过日子。男的蹬三轮车，女的在家门口摆个小摊，卖卤食。

一个女儿，上小学。天天一早，妈妈在家门口抱着送上车，男的蹬车送到学堂门口，抱下闺女，甩手去找活计。谈不上富裕，也不算难过，温饱有余，像大观园刘姥姥说的那样，有多大的碗，就吃多少饭。

天有不测风云。据说，这男人不讲规矩，拉车拉到了别人的地盘，被人打断了一条腿。就在这县城里，据说有几百辆三轮车，从业人员错杂，常常为抢生意发生纠纷，政府只好规定单双号运营。不知是否犯了这条禁忌，反正，这男人成了残疾人。

主要劳动力没了，一家生活顿时陷入窘境。女人把泪一抹，跟人到上海打工去了。第一年回来，带回来一万，看得出来，人憔悴多了。

第二年，只过了半年，就寄回来两万，相当于过去小两口一年的收入。常通电话，告谓在一家房产公司做“售楼小姐”，“朝九晚五”云云。还跟女儿QQ，发给女儿几张穿着制服的相片，时髦的发型，看得残疾人心里痒痒。父女远在家乡，祝祷亲人平安，千恩万谢雇佣她的好人。

但是，一些闲话也渐渐传开了，大意是女人男人什么的。听多了，男人心烦，把女儿托付给长辈，跑到沪上，找到了女人。

哪有什么房产公司，原来是一家洗浴城。女人哭诉，除了伺候老板，还要接待客人，自己早成了个脏人。

那男人无语，回了乡，把全部积蓄都存在女儿名下，从此消失了。一晃十年，太阳天天照样升起，又落下，唯独GDP涨个不停。

有人说，在远方的某个城市，看见过一个叫化子，像是他。也有人说，他被人贩子掳去，取光身上的器官后，埋了。或者，如《一九八四》所言，“化为乌有”了。

那原本摆卤食小摊的地方，盖起了一座五层楼房，闪闪烁烁的霓虹灯表明，这是个温柔富贵所在。女老板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带这个小摊主去上海打工的一个女人。

伊，人到中年，风韵犹存，如今发了，回乡报效父老，为振兴家乡经济出力。为此，据说政府敲锣打鼓，专门送上一块匾，当地电视也做了报道。

“试数花枝，问此情何若。为谁开，为谁落。”古人词句，如今读来，真是别有滋味。

年9月12日于清华无斋

另附：乡人的死亡

我的尊长辈乡亲,半数已经撒手西归,而各有死法。他们经历了近代中国最为惊心动魄的岁月,作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以劳生息死、欢呼和饥寒，被迫见证了时代的光荣与残酷。

袁大爷

街坊,裁缝。戴老花镜,架在鼻子末梢高端,镜脚的黑细绳拖挂下垂,与胡子一般齐,颤巍巍,晃悠悠。抽水烟袋,眯眼吹吸间,水声咕嘟嘟的,好像很享受。见面叫唤一声“袁大爷”,他哼哼“好,好”,腼腆笑笑。喜欢“讲古”,不紧不慢,夏夜纳凉,身边总围着一群伢。

住老宅三间,泥墙草屋,与我家老宅成斜角,共有一段院墙,鸡犬相闻。傍晚时分,斜角对面烟囱冒出白烟,我们知道袁奶奶在做晚饭了。袁奶奶背有些驼,整日数落老伴,家乡话叫“将嘴巴架在老头子身上”。对此,她的另一半欣然领受,似乎懊恼与甜蜜齐至。

独子,孝顺,无后,30多年前收养一农民弃婴。犹记得是初冬时分,人们双手拢在袖筒里。区政府门前大梧桐树上悬挂一竹篮,包袱里裹着刚刚来到人间的生命。微弱的哭声让行人止步,大家想到袁家,袁家也就收养了他。篮子里算术练习薄纸一张,铅笔写着生辰八字,磕头跪谢,好人好报之类的话。

袁奶奶心疼孙子,旦夕不离。30年后,先走一步,抛下另一半跟儿、媳过。儿、媳搬到城里,他跟着过上住单元房的城里生活。80岁后,据说身康体健。早无水烟袋,錾拾烟屁股抽。近90,饭量还很大,吃不饱,在街上拣东西往嘴里塞。

有时见到熟人,怨恨自己不死,白吃干饭,自语:“看来不行,还得自己动手啊!”去年冬夜,了结的时刻终于到了。正月十二,他从四楼阳台跃下,不幸却被二楼的丛丛电线拦腰截住,不上不下,悬在空中,直到天亮被人发现,居然还活着。抬回家中,未几,叹了一口气,便闭眼永远不再看人间事。

那一夜,只穿一件短裤的袁大爷是否又见到了数落自己的老伴?寒风袭来,让他回想起了水烟袋吗?一生做裁缝,制衣万千,怎么不穿身衣服就匆匆回家报到呢!

魏奶奶

街坊。住上街头,临街,瓦房砖墙,门前一小院。育子九头,成活七口,皆壮丁,皆不成器。如今健在者多数下岗或无业。两个做过劳改,其中一位是我少时斗友,数度彼此以武力相威胁,一度拳脚相向,以我鼻青脸肿,退败告结。

据说,魏奶奶29岁守寡,一人拉扯一大家。记忆中她不是手拎一篮沉甸甸的衣服到河边捣衣,就是在门前小院忙前忙后。似乎从未听她说过话,亦未见她笑过。脸色永远总是暗黄褐色,头上一直是老式妇女的盘髻。人们说,那是典型的寡妇脸。有一次,看她手捧大碗喝粥,一口一口,吃得很仔细。

老式家规,奉养老人,由子女轮流负担。各家待上几个月,从主人变成了过客,打发剩余时光。我的曾祖母享年92,即在我祖父与叔祖三家轮养,定期接送。祖父先夭,叔祖们续尽天职。魏奶奶长寿,90岁依然健在,循此惯例,穿流于儿子们家中。儿子们生计有别,抚养自有厚薄。

又一年,她先是投河自尽,却被人救起。再自了,用剪或是用刀,又被发现。最后,老人终于成功上吊。死前,她穿戴齐整,白衣白帽,将老式对襟褂子的布扣,拆改成长条缠系。这是老风俗,为的是不被“扣住”。

被谁扣住呢，又为什么扣住呢？我最后一次见她是27年前了,那年我考上大学,永远离开了小镇。听说她老迈之后,愈见沧桑,佝偻成团。唯独一头白发,不曾凋零。

　　　　舅爷爷

远房亲戚,终生务农。住左庄,离小镇五六里。只是小时候见过,此后近40年不曾谋面。黑壮的汉子,浓眉大眼,胸前有两坨硬硬的肌肉。背微驼,中等个子,宽宽实实。挑起两箩筐稻子,走路带风。70多岁时,病痛折磨,生生疼死。

他胃痛,痛得厉害。检查发现是胃癌,晚期。医生说,住院和手术,费用5万到10万。老人决定回家,理由是,不治是死,治也是死,顶多死得迟些。但是,治病,则卖房借债,三个儿子从此陷入赤贫,孙儿孙女们连读书也不可能了。”

积点德吧。于是,硬挺。数月后,已不能进食,临近大限,疼痛难忍,将毛巾塞进嘴里咬住,不吭一声,力竭气绝。一死了之,从此不疼不痒,无挂无搭。

常言道,穷人不害病,好比撞大运。新民谚说,穷人有三怕,其中一怕就是害病。

可病总是找上门,奈何?乡民议论他的死,说是”报应”。“大跃进”时,他兄弟二人分任生产队长和会计,紧跟战略部属,办大食堂,结果全村饿死什七,包括自己的双亲。

高书记

高书记是老公社书记,相貌堂堂,白白胖胖。他是属于那种高大壮实而不臃肿的胖子。

记得一年夏天,他穿一件香油纱的黑色褂子,飘飘洒洒,手持一根文明棍,戴一副墨镜,走在河对岸,两边有人伴着,好潇洒,好威风。似乎那还是“四人帮”尚未倒台的时候呢,僻壤小镇,有此一景,大家感奋得很。

高书记生性豪爽,喜欢高声大笑,朗声说话,别人也都跟着小声说笑。逗乐,诙谐,老家土话叫做“小讲得很”。与年轻女子谈笑时,老书记的才艺发挥得更好,满面春风。善饮,记忆中似乎人们说他顿顿都泡在酒水里。

饮后总有豪壮举动。眼见他一次处置街头阿飞,一脚将那厮踢倒在地,据说当即折断三根肋骨。晚年退休,喝酒的机会少了,便常常讲述经历过的酒战,绘声绘影,自娱且娱人。那时节,我们一帮土疙瘩少年,对他既景仰,又惧怕。

老书记为自己定做了一副棺材,土话叫“对墙”。就是两块板材,各为马蹄形,一上一下,相向对合,便成一结实的长方形安乐窝,长旅短程的终点站。上好的木头,大块头,才能造成如此阵势。那一年,政府规定实行火葬,凡4月1日后死人,大火伺候,无有例外。

熊熊烈焰,一捧青灰,人人平等,干干净净,原本是好事。老书记呢喃,火烧疼得很,便提前上吊自杀了,希望土葬涅檗,不冤枉那木工活。不想并没死成——绳子断了。4月2日,毫无征兆,人们发现老书记早晨未起,原来一觉睡死过去了。

那“对墙”的板材后来做什么用了呢?没有人知道,好像也没有人关心。这时代,大家都很忙,生死已成身外事了。

父亲说,他的私塾国文老师常常告谓,人生一“苦”字。这不,人人头顶黑发,天然草字头也。鼻眼成十,下方有口,恰成一“苦“字。——这不是命定吗?

秋夜里,想起父亲说过的话,看看自己半生读书的郎当身影,却挡不住一个基层恶棍忽忽打过来的闷棍,竟然感到有些宽慰了。

——《乡民的死亡》摘选于许章润先生文集《坐待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