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者其人

崔港珠，女，年7月生于香港。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页）。-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一、天降大祸，面对永别

年的春节，姚克的大妹妹、弟弟、小妹妹和我们，四家老少三代二十口人在我们的新房团聚了，无法形容的兴奋，以为从此阖家幸福的日子该开始了。想起这么多年来，弟弟妹妹们为了能把我们调回天津操了不少心，出了不少力，几次都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主动为我们办了调转手续。年弟弟为了让我们脱离北大荒的苦日子，他和弟媳通过关系，给我和姚克发出一封调到唐山市工作的调令，结果那调令被三师师部扣下了，反而把我们调到师部工作；年又联系把我们俩调到天津市工作，托了不少人，结果没办成；年又联系好把我调入天津市农科院工作，因为不能调姚克，让他提前退休一起回天津，被我拒绝了，结果让弟弟和弟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办成的事又泡汤了，伤了他们的心。那些年姚克的大妹妹、小妹妹、弟弟由于不放心我们，都带着爱人和儿女一起到北大荒来看望过我们；小妹妹又为了给我们带来大米和父母的遗物，她天天在家里练习背几十斤重的背包。我们真是有愧于弟弟妹妹们的关怀，我们又是老大，应该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决定退休后要好好报答他们。

可是谁会想到，聚会后没几天姚克就胃出血，11月份又胃出血，为了节省医药费，医院看，还是按照老经验在家里服用云南白药止血。就在年春节，我又穿上了当年结婚时母亲送我的那件紫红色条绒布，上面盘着黑色大琵琶扣的夹袄，和姚克一起站在书架前，让女儿给我们拍了一张结婚三十五周年纪念照后不久，3月1日一场大祸降临了我家。那天上午我正带着一周岁的小外孙女在外屋玩儿，忽然姚克在里屋喊：“不好，要吐，快拿盆来。”我赶忙拿了一个脸盆放在他的床头下，他哇的一声，吐了半脸盆血。我吓坏了，赶快给女儿打电话，叫她快回来看孩子。几经相劝，医院检查。

在医院，医生立刻给他做了胃镜检查。我站在一旁听医生问：“你是不是最近体重越来越减轻？”我一听这不是癌症的特征吗？心里紧张极了。出了检查室他弟弟哭了，他说医生说是胃癌。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刚准备一起过幸福的晚年，弥补过去失去的青春，可他……几天以后，从胃中提取物的生化分析结果出来了，“胃腺癌，溃疡型，中低分化，浸出浆膜”，对于这些专业术语我一点也不懂，其实他已是胃癌晚期，并且已开始转移。可是当医生的他的弟弟、妹妹告诉我，要马上手术就能好。没有一点医学知识的我，当然要听两个大夫的话了。但是如果当时我就知道他的胃癌是晚期，并且已经转移了，我是不会同意做手术的，因为手术只会加速转移，保守疗法也许还会多活些日子。

3月5号晚急诊手术六个半小时，姚克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十二指肠改道。手术医生说：“他的胃溃疡病至少有三十年的历史，发生癌变也有十年了。”我想起了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就经常胃痛，常年吃“胃舒平”止痛。为了下农场调粮食，他怀里揣上冻窝窝头或粮食局卖的代食品（用玉米面掺上麦麸子、玉米和大豆秸秆磨成的粉做成的食品）、白酒就上路了。记得年春节我们结婚后第五天，他已经由于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为了调出雁窝岛的粮食，他出发去了八五三农场。但由于刮起了“大烟儿炮”（指狂风捲着大雪像雪烟一样在整个空中弥漫），通往雁窝岛的汽车都停了，他本可以在场部等雪停了再走，可他想到晚一天调出粮食，就会有多少人挨饿，他硬是靠着双腿从八五三农场场部，顶着大风雪一步一步地走，饿了啃一口冻窝头，冷了喝一口白酒取暖，走了一天终于走进了雁窝岛，把粮食调出来了。到年就发现大便便血，我还写信嘱咐他别大意，去看看。可是在那个年代大便便血就认为是痔疮出血。到了年就胃大出血，晕倒在厕所里。年、年又胃大出血。可是在医院和医院做的胃钡餐透视，一直确诊是“十二指肠溃疡合并胃出血”，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胃溃疡了？据说胃溃疡可能癌变，而十二指肠溃疡没有癌变的先例，如果早确诊是胃溃疡，我们医院作胃切除手术了，就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这能怨谁呢！只能怨当时的医术不发达，老天爷却惩罚错人了。

手术后马上进行化疗，并以后每三个月进行一次低剂量化疗。每天还打一针能增强免疫功能、防止癌变的针。医生和我们大家编好了共同的慌话，告诉他患的是胃溃疡病，但因为时间太久，面积又大，因此需要继续做增强免疫功能和防止癌变的治疗。他相信了，并且认为病灶已除，身体会越来越好，因而信心十足。为了给红兴隆管局省钱，我们把病房设在家里，由我每天给他打针、量血压，由他弟弟每3个月来我家给他点滴化疗药一次。我因为害怕他疼，所以每次打针时手都发抖，不知该怎样打才能使他不疼，结果扎入的越慢，他反而越疼，就这样一直坚持打了七个月。

手术后五六月份，姚克的身体确实恢复得非常好，满面红光又吃胖了，我就催促他说：“你不是说退休后要写一部小说吗？怎么还不开始写？”他一边粘贴着他几十年积累的剪报资料，一边说：“没错，我是想写两兄弟出海去远航，路上发生的各种险情和他们面对灾难怎样去搏斗的故事。（看来他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写出他的一生和他对人生的感悟。）不过不着急，等我把这些装订完了再写。”可是我着急，我怕他的时间不多了，但又不能跟他说实话。过了几天我又说：“我也想写写回忆录，咱俩一块儿写，从今天就开始好不好？”他说：“你急什么呀！要急你先写！”没办法，怎么也叫不醒他这个聪明人。

到第二次犯病之前，他一共粘贴装订了厚厚的十多本剪报资料，每册都写了页码，编了目录。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事业心极强，为了更好地工作，所以他酷爱学习。每天工作忙完就看各种杂志和报纸，把他认为重要的资料都剪下来或抄录下来，不仅看完了自己办公室订的报刊杂志，还到机关别的办公室去看他没看过的报刊，他们也都让他剪。他的这一特点，也是我最敬重的。

他十五岁当兵，初中没读完，仅在华北军区供给学校学了一年多财物管理，就因抗美援朝需要提前分配工作了。他从没学过古文，为了充实自己的文学知识，他自学并整整摘抄了两大本页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编辑的《古代诗词曲名句选》。为了搞好国营农场的农业经济管理，从～年，他从《农业经济》、《农业现代化研究》、《经济学文摘》、《红旗》、《瞭望》、《学习与研究》、《未来与发展》等40种报刊杂志摘抄了有关政治经济学、农业现代化、农业战略规划、农业经济结构、农业技术经济、农业经济效果、农业责任制、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理论研究等共56项内容，两大厚本笔记。比如他摘抄了《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年第四期的《论我国农业的内在动力》；《地理学报》年4期的《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逐步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地域专业化》；《自然资源》年4期的《应用线性规划，选择地区农作物配置最优方案》；《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年2期的《试论我国农产品价值形成的特点》等等。他所涉猎的报纸除《人民日报》外，还有《光明日报》、《湖南日报》、《江西日报》、《广西日报》、《四川日报》、《黑龙江日报》和《中国农民报》等八种；他所涉猎的大学和经济研究所学报，除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农业经济》以外，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湖北财经学院学报》、《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辽宁大学学报》、《山西大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研究室刊物》、《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等。他在学习笔记的首页上写着：“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要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我想这也就是为了真正学会知识，所以他进行原文摘抄的原因。

看着他留下的这些笔记，特别是看完那一大本年他所摘记的笔记，我思绪万千，医生说他胃溃疡癌变已有十年，也就是说他的胃溃疡癌变就发生在年了。我这才知道当年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笔记，他是怎样发生的癌变的。年正是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受到党内处分那年。

姚克不像我，我每天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都要向他倾诉，他从来不对我说他的苦恼。我记得他从年起晚上在家就经常写材料，但我不知他写的什么。只是有一天早晨起来，突然发现他后脑勺的头发掉了一大片，没过几天，整个脑袋的头发、眉毛全掉光了，连头发茬都没剰。以后长出来的新头发、眉毛又掉光了，一向爱漂亮的他一下子变成了和尚，管局的人都把他叫“姚半仙”。接着就经常发生心脏不舒服，先是心跳过快，然后是不规律的“早搏”、“三连律”（心脏跳两下停一下），接着就是“心绞痛”，他这个像铁汉一样的人，几乎一下子就垮了，原来这就是“癌变”的先兆，我却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在这种精神压力和身体恶劣的情况下（身体发生癌变），他不但坚持上班，给局长当好改革开放政策的参谋，还利用业余时间顽强地学习，摘抄了16开纸的76页笔记，那是需要怎样的一种顽强毅力啊！难怪他的知识渊博在红兴隆管局局直地区出了名，都说他“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以后他更是带病顽强地工作，证明自己，终于被评为年度“黑龙江农场总局劳动模范”。在他的“劳动模范审批表”中，“主要事迹”是这样写的：

“姚克麟同志是年从解放军总后勤部转业到北大荒的老垦荒战士，虽已年近花甲，体弱多病，仍坚持在岗勤奋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体现出了北大荒人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姚克麟同志年到政研室工作以来，主笔攥写了《局史》经济篇，写作42万字，并参加了全书的编辑工作，真实客观地记录了垦区经济发展史，为垦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了借鉴。几年来还收集整理资料14大类目，成为管局机关重要的资料信息库，为领导决策提供了大量的依据和借鉴，为各部门工作也提供了许多方便。年以来，在局领导的指导和参与下，姚克麟同志执笔撰写了20余篇经济论文，其中有4篇参加全国性学术交流，并被汇入《资料汇编》；有9篇被省农场管理学会、省农机学会、省种子学会评为优秀论文，1篇获省社科联三等奖；在国家二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7篇。年主笔起草了《红兴隆垦区‘八五‘规划》，受到了总局的好评。年起，针对基层领导干部对改革、管理方面的信息需求量大，又没时间看报学习的实际情况，主持编辑了《改革与管理文摘》，四年多来每月一期，已发行45期，从不间断，受到基层干部的普遍好评。同时还主持编辑了《调查研究资料》，为垦区经济改革交流创造了条件，已发行46期，为推动垦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姚克麟同志知识渊博，学识过人，但却非常谦虚，平易近人，乐于助人，工作不分分内分外，不讲时间，不计报酬，为人光明磊落，随身处处都能体现出北大荒人的优秀品质。”

可是，又有谁知道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完成的上述这么多工作的？

年10月7日，突然发现在他的左肩上长了一个小馒头状的包，我觉得不好，可能是癌转移，医院去查查，但他就说是炎症，只需吃点消炎药打打针就行了，我们只好就在附近的乡卫生所打了五天消炎针，可是那个包一点儿也不见消失。12号我硬拉着他去医院做手术取了一块小瘤，经病理切片检验确诊为“胃癌转移，左颈淋巴粘液腺癌。”这个结果连他两个当大夫的妹妹、弟弟也没想到，为此急医院，进行多种药物配合的大剂量“化疗”才能控制。医院他一定会猜出他是癌症，为了稳住他，我们告诉他是早期淋巴癌，哪也没转移。10月16医院，按“国际标准化疗配方”，经过两个疗程大剂量三种药物同时点滴，他肩上的肿瘤不但未消，反而变得像一块坚硬的大石头，压得他坐、卧、走都困难。但眼见同一病房患淋巴癌的病友，医院又生存了十多年的例子，他也坚信自己能再活十多年，因此不管大剂量的“化疗”多么痛苦，他都主动承受。虽然前两个疗程对他毫无作用，但他仍寄希望在第三个疗程的新配方。

在医院里，我连哭的权利都没有，我不能让他看出我的表情，从而失去治疗的信心。可是我每天到市场里去买饭时，都忍不住要哭一场，我痛恨老天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这个好人！

11月22日他咳嗽加重，发低烧，医生让他拍胸大片，他对大夫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告诉我还能活多久？活十年我有十年的打算，活五年我有五年的安排。”25日胸片结果出来了，双肺大面积癌转移。但没有告诉他，也没有告诉我。那一天，他体温38.2度，心跳每分钟次，呼吸有些困难，医院没有能降心率，治心脏病的药。到27日他的体温升到38.5度，开始吸氧气。

我已预感到他生命的垂危，恐怕等不到12月10日第三个疗程了，就与他弟弟、妹妹商量，先转到医院，缓解他心跳和减轻他呼吸困难之后，医院。28日转到医院干部病房，当时他的体温38.8度，心跳每分钟次。这次干部病房的主任、心脏病专家、姚克的妹夫汪振泉告诉我，诊断为“由于癌细胞大面积扩散，肺部形成阻塞，导致呼吸困难，并且急性肺水肿，急性左心衰”，经过大剂量药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输，肺水肿基本治好，心功能基本恢复，但呼吸困难加剧，大小气管和肺泡已基本被癌细胞充满了，入院时每两天吸一罐氧气，五天以后就要一天吸一罐氧气了。

经过28日一天的抢救第二天稍有缓解，他对我说：“要做两手准备，万一我闯不过这一关……不算遗言的遗言，我口述你记录：一、组织上为我治病，花了这么多钱，实属不容易。孩子们和亲友家也都不富裕，不要再为了给我治病，弄得倾家荡产。二、如果我的时间不长了，比如说几年或几个月，我的生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了，那么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我昏迷了，不要再抢救，让我在昏迷中离去，不要让我再受痛苦。三、丧事从简，我死后就地火化，不留骨灰。因为骨灰存放处据我所知，也是按级别摆放的，我死后不想和他们争。如果老太太（指我）一定要保留，就买一个坛子放骨灰，等老太太死后骨灰放在一起，孩子们愿意怎么处理就是他们的事了。我只是担心老太太，如果我死了，科研所又不发工资，（科研所当时因经济困难几个月没发工资）老太太可怎么生活啊？”

我记得那时候他的手上、脚上，都插着二十四小时不拔的输液管，鼻子里始终插着氧气管。指示器上显示着给他的输氧量是每分钟五升氧气，但他还是喘不过气来，我就给他加大到六升，被护士突然发现了说:“太大了容易氧中毒。”于是他急促地说:“快调到三。”说明他是多么渴望生存啊！可是看着他头上、手上豆大的汗珠，腹水在增加，浮肿在蔓延，每天完全靠着打“激素”扩张气管,降低体温；静脉推注“西地兰”以降低心率，增强心功能；打“速尿”针以排尿，防止全身水肿；打“杜冷丁”针止痛。我心如刀绞。如果能替代，我情愿用我的生命换取他的痛苦。我求医生能不能多给他注射些“杜冷丁”，减少他的痛苦。医生说那是万万不可以的。他们提出要给他注射一些“人血白蛋白”，或许可以延长他的生命，但抢救时要切开气管。我说：“不，不要再延长他的痛苦了，如果需要我可以签字，就让他永远的睡去，医院。”还有几次我甚至想给他吃我为自己准备好的两瓶安眠药，因为几年前我们说好了一起走，但又怕万一药量不够，更加大了他的痛苦。我天天在痛苦的十字路口抉择。

我又想,在这个时候能为他再做点什么才能让他感到温暖、感到安慰呢?我首先想到了应该让他见到一些他想见到的人。除电话立刻报告了红兴隆管局他的病情后，因为黑龙江太远，任何个人我都没有告诉。最近的就是北京的亲人和老战友，陈永承是他在军校时的同学，又是他三十多年的北大荒战友（后为农垦科学院副院长），我用电话告诉了他的病情。白洁元是他在政策研究室时主要提供改革意见的红兴隆管局局长，而且他现在已经在北京工作，如果他能来一定对姚克是最大的安慰，但我不能要求人家来，只是用电话把他的病情告诉了白洁元,至于他能不能来，就看他们的交情有多深了。医院来的是陈永承和黑龙江农场总局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也是他在红兴隆管局的战友、我在八一农大的校友赵家玺，他们一起畅谈了几十年的友谊感情，我见姚克暗淡的眼睛又发光了。最后老赵说：“来，老姚，为了你早日恢复健康，咱们干杯!不过你不能喝，让小崔替你喝，你喝水。”他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几罐啤酒，我们一饮而尽。我现在后悔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我为什么不让他再享受一下这人生的乐、没让他喝啤酒呢？如果再有一次，我一定连烟也让他抽几口。当时陈永承交给了我他预先为姚克写好了的祭诗。

很快，红兴隆管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王鸿鸣和局办公室副主任田振清他们来了，他们说:“我们代表管局领导来看望你。”实际上他们是代表红兴隆管局来处理后事的，悼词都已经带来了。他们俩每天全天陪在姚克的病床旁边，他们一起说东道西，讲述着垦区新发生的趣事，这对姚克的精神提携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他们也为了让他高兴，王主任还说来时看他的档案，整个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材料，在档案中全都没有了，有的人说是销毁了。姚克说:“不可能销毁，他们一定放在副卷里了。我求你们回去看看，我儿子小东的档案里，有没有关于我在‘文革’中受处分的材料?如果有,请想想办法撤出来，别影响了孩子一辈子的前途。”原来他的思虑是怕因他而影响了儿子的人生。

原局长白洁元真的从北京赶来了，姚克的眼睛又亮了，精神格外振奋。他、王主任、田副主任与白局长，四个人在一起聊了大半天，一直到晚上一起吃了晚饭才走。北京我的大哥和腰部做了大手术带着钢板支架的大嫂来看他了;两个弟弟和弟媳，从他做胃切除手术起就一直每个星期日都从北京赶来看姐夫;姚克的妹妹、弟弟，更是每天都来看他，还经常送来一些好吃的食物。他对每一位来看望他的战友、亲朋，都谈笑风生，眼睛依然那么亮，并说请大家放心。就连给他看胸片的大夫都惊奇地说:“他的病随时都有危险，可精神却这么好，简直不可思议。”

这一切没有阻止了他的病情继续加重，12月12日他对王主任和田副主任说:“我真想不明白，怎么越治越没劲了，连放屁的力气都没有了，全身除了脚豆以外，没有不疼的地方，我想回管局去。”我相信这是他真实的想法，红兴隆管局毕竟是他战斗了二十三年的地方，那里有许多他惦记的人，他想见的人。我想满足他的愿望，可是，每天用一大罐氧气，那罐子像大炮弹那么大，怎么上火车呀？来回换车怎么办？王主任说:“医院哪有这儿的医术高啊！你妹夫又是主任，条件多好啊！”姚克不说话了。

12月14日晚，他把我和孩子们叫到跟前，用微弱的声音说:“可能这一两天我的生命就要结束，这是自然规律，我也无能为力，我死后一切要听你妈妈的。”看到这情况，又想起前两天他跟我说:“这是什么破医生？病越治越重!”我不想叫他稀里糊涂，带着遗憾、带着埋怨离去，就决定把一切情况都告诉他。我先把他的病情及发展，都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我说:“咱谁都不怨恨，癌症晚期这是全世界都治不好的病，要怨就怨咱自己，在红兴隆管局时咱怕疼没做胃镜检查。”他说:“明白啦,咱谁也不怨恨。”（后来妹夫汪振泉主任对我说:“嫂子，谢谢你能跟大哥那样说。”）我又对他说:“对于咱走过的路，虽然坎坷，咱不后悔，因为这是咱自己选择的，你说对吗？”他说:“对，咱不后悔。”我说:“关于你的后事，我和孩子们是这样安排的。因为你一生爱漂亮，所以我们决定让你漂漂亮亮地走，两个儿子给你买了灰色的西服，女儿给你买了紫红色的毛衣穿在里面，最外面穿蓝呢子大衣，脚上穿你在北大荒时订做的那双一直没穿过的黑皮鞋，头上戴女儿给你买的紫红色贝雷帽。你的身下不铺那些黄黄绿绿的褥子，孩子们说老爸一生清清白白，就买白色的褥子铺。我们把你一生获得的奖励证书，奖状等统统都放在你的脚下踩着，表明你不为功名利禄的高贵品质。葬礼上我们不准备放《哀乐》，而放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对这一切安排你满意吗？”听到这些他那失神的眼睛又放出了光，他说:“满意，非常满意!”我接着说:“陈永承还给你写了一首诗，准备那天挂出来。”他说:“在哪儿呢?”我流着泪读给他听，他也睁大了眼睛看,“躬耕立马几十年，一生坎坷只等闲。戎装犯颜遭放逐，文革秉笔厄运连。卧床修史强多事，娇首倦飞不知还。回眸往事烟云过，滴滴泪洒海河边。”他说:“我的一生，他都写全了。”这之后，他又对孩子们做了一一嘱托，甚至连弟弟妹妹的孩子他也嘱托他们要孝敬父母，还告诫亲友和朋友们说:“你们有了病一定要早检查，早治疗，别像我这样，工作上悠着一点干，弦别绷得太紧了，功名利禄都是没有用的身外之物。”

等到亲友和孩子们都离开后他对我说:“我这一生老天对我不公，但有真心爱我的妻子，我知足了。”我说:“对不起！原来说好咱俩一起走，可是现在我不行，因为孩子们还没走稳，你和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我要为你把在“文革”中受处分的案翻过来，我参加过两次社教运动，我知道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我要替你做完再走，你可一定要在麟珠山上等我啊！(指天上用我们俩名字命名的地方。)”他说：“一定等!一定等!”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带着孩子们活出骨气来的！”我抱着他的头，让眼泪尽情地流。我忘不了他看着我时的那专注的眼神，那横流的泪涕，好像要把我的形象在他的眼中定格，拍下照片一起带走。我哽咽着说：“不哭啊，咱不哭。”这时他突然对我说：“快，快帮帮我!”我知道他是让我给他拔掉氧气管，或给他用些能“安乐死”的药，这时我才明白，真要做到这一步有多难!我哆嗦着告诉他:“不，我不能，我不能当杀人犯！你就再多陪我几天，就算为了我再多受几天罪吧！行吗？”他停了一会儿说：“行，咱们睡吧！”没想到这一夜，他知道了即将要死了，却真的睡着了。

突然，我睁开眼睛，看见在写字台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剪着短头发的扁平女人，就像剪纸剪下来的样子。我问：“你是谁？你干什么？”我边说着边向写字台走去，她一下子钻进了姚克的被子里不见了。我一辈子从不迷信，但对我真实看见的这一幕，我没法解释，也许是老天爷派来接姚克的人。

15号上午，连苍天也含悲，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牛毛细雨。姚克叫扶他坐起来，又叫小儿子、女儿拉着他的手，坐在他的左右边，他们三个脸贴着脸，我在床上给他用热水擦洗两条腿，同时拨响了录音机里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我们都一声不响，随着音乐起伏的旋律，让心中激起雷鸣……二三十分钟后，他说：“音乐听完了，我累了想睡一会儿。”谁知这竟是他最后的声音。我们帮他躺好后，过了不到一小时，下午1点多他在睡梦中昏迷了，医生说是癌症脑转移，从此他再也不知道痛苦了。孩子们要去找医生，我说：“不要，让他睡吧！让他少受点痛苦吧！”

晚上9点钟时医生来检查，血压脉搏一切正常，医生说今晚没事儿，就让他弟弟、妹妹和王、田主任回去休息了。9点25分，只见他长喘了一口气，突然眼睛瞪得大大的，呼吸又急促的抽动了几次，嘴里喊出：“苍天啊！你对我……”，只不过一分钟时间，他就抛下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而两只瞪大的眼睛久久不肯闭上……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貭问苍天时死不暝目的表情，只有我知道他的心里有多苦。

送到停尸房后，准备要火葬，人家要求要给他化妆，被我们拒绝了，就这样真实的他走了，无论什么时候？走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认的出来。

17日上午，在天津北仓火葬场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王鸿鸣主任把红兴隆管局赠送的两个黑色挽幛挂了出来，还代表管局党委和机关工委献上两个花圈；我和孩子们把我们献给他的诗和陈永承的诗，分别挂了起来；姚克的弟弟妹妹也分别献了花圈；北京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带着是四捧鲜花，其中有一捧是我80岁的老母亲送的，放在灵前。王鸿鸣主任主持仪式并致悼词，他说:

“45年来，姚克麟同志忠于党的事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贯忠于职守，任劳任怨，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工作。在部队，他勤奋学习，钻研业务，是后勤战线的骨干，多次受到首长的表扬与奖励，不愧为好学员，好军官。在农场，他艰苦创业，以坚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不愧为好干部，好党员。他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一心为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干一行爱一行，精益求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并先后获得‘东北农垦总局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黑龙江农垦总局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姚克麟同志，在粮食战线工作的几十年中，已成为该行业的专家，并在基层享有较高的威望，受到上级的信任和表彰。他提出‘粮食提质增收’的建议，在垦区广泛得到应用，受到省粮食部门的表彰，同时在粮食经济学术研讨上，也获得了奖励。

姚克麟同志酷爱学习，具有相当的理论水平和学术知识，功底造诣深，并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期间，为垦区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协助领导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的方案和政策，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他是管局党委和领导的重要助手和决策参谋。在经济理论研究上也有一定的建树。他主编了《黑龙江省红兴隆国营农场管理局局志》的《经济篇》，曾获得省级奖励。他撰写的经济论文，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的有二十多篇，并且先后获得了省部级优秀学术论文证书。直到退休前，他还废寝忘食的工作，主持了农业部《垦区发展两高一优农业》课题的研究，赢得了垦区上下广泛的支持和赞誉。

姚克麟同志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待人诚挚，平易近人，廉洁奉公，不循私情。他助人为乐，善于团结同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和优秀品质，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学习榜样。姚克麟同志的病逝是垦区的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战友，好干部，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以他为榜样，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当向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我和儿女们走到他的面前，他苍白的脸上似乎又有了微笑。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是这辈子最后看他一面了，今后我们要在不同的两个世界生存了，这就是永别的含义。我和儿女们撕心裂肺的哭声，他再也听不到了。姚克，去麟珠山的路，走好啊！

我们至今也没有买墓地，只是把骨灰盒暂时存放在殡仪馆里。女儿说：“等将来老妈百年之后，我们把爸妈的骨灰放在一起，每到一个地方就撒一把，就等于爸爸妈妈和我们一起去旅游了。”

我曾对小儿子说过：“如果以你爸和许多像他一样‘犯错误’人的死，以我和许多像我一样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的人几十年所忍受的痛苦和折磨，能换来今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再也没有人要承受这样的苦难，也值！”我希望今天的人们，能从我和姚克麟的苦难中吸取必要的教训，走好你们的人生之路。愿在天上的姚克该闭上眼睛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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